全城市的人民皆起,学校教员、学生以及公务员,商人、工人无不起床,五点半上艹场,分授军事训练,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。
如今值此战时,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,无疑是最符合实际之选择,且军事化国民教育,不仅可强民强种,更可规范国民道德,提升国民精神,提高国民素质……”
在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文章时,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十年前,他在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,有人对他的评价,“陈氏固然生于海外,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,是儒家正统派的,无论他的外在多么西化,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”
在那个相信“唯信仰可以移山也”的皇帝眼中,相比于欧美国家,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,千百年以来,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。但在两百六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中,传统文化虽看似保存,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尽。
“欲拯救吾国之文化,振奋国民之思想,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。”
早在十年前,其在同教育部官员商讨中国教育规划时,就曾如此说到,而在九年前,其登基之后,更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,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。
八年前,皇帝和内阁政斧联合颁布的《中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》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“忠革仁爱信义和平”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。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,一律青底白字,上书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八字,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,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“怵目警心,时刻勿忘”。
而在随后的八年间,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“民族美德”和“儒家哲学”,从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”到“智仁勇”,从“礼义廉耻”到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,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。
六年前,因疆省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,从而引发叛乱,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,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《人格与民族》中,即已提出除了“亲爱精诚”四字以外,尚要加上“礼义廉耻”方能“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”、“改造民族的素质”、“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”。他又发表《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-教养卫之要义》,说明“礼义廉耻”的重要,谓唯有教育和“礼义廉耻”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,他又从古人所谓“礼义廉耻,国之四维;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”引申出“四维既张,国乃复兴”的结论。
随后,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,并在朝圣期间,称山东曲阜为“中国的耶路撒冷”,同时宣布“从即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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